第 49 個主題,共 64 個· 福祉、公平與社會指標

GDP 的替代指標

GDP 的替代指標,是為了捕捉國內生產總值(GDP)在結構上所忽略的東西而設計的指標:無償照護勞動、環境消耗、收入分配,以及增長是否真正改善了人們的生活。其中最知名的是真實進步指標(Genuine Progress Indicator,GPI)和不丹的國民幸福總值(Gross National Happiness,GNH)指數;2009 年的斯蒂格利茨-森-菲圖西委員會(Stiglitz-Sen-Fitoussi Commission)對認真對待這些指標的必要性給出了最具影響力的論證。對於建置政府儀表盤或關鍵績效指標系統的工程師而言,"哪個數位才算進步"是一項具有真實後果的設計決策,直接關係到什麼會獲得資助。

為何重要

20 世紀 30 年代建立美國國民經濟核算體系的 Simon Kuznets,早在 1934 年就向國會警告:"一個國家的福祉很難從國民收入的測量中推斷出來"——這一告誡幾乎立刻就被這個數位本身所拋在腦後。GDP 將一次漏油事件的清理工作計為增長,卻將父母的無償育兒勞動計為零;它不區分建置持久福祉的支出與僅僅抵消已造成損害的支出。由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召集、由約瑟夫·斯蒂格利茨、阿馬蒂亞·森和讓-保羅·菲圖西共同主持的斯蒂格利茨-森-菲圖西委員會,在 2009 年報告指出,統計體系應當將重心"從測量經濟生產轉向測量人們的福祉",並且可持續性應當與當前福祉分開跟蹤,而不是折算進一個數位裡。GDP 的替代指標正是這一建議的具體落實。GPI 由智庫 Redefining Progress 於上世紀 90 年代開發,建立在 William Nordhaus 和 James Tobin 於 1972 年提出的"經濟福利測度"(Measure of Economic Welfare)基礎之上:它以個人消費(與 GDP 相同)為起點,然後加上 GDP 所忽略的非市場效益(家務勞動、志願服務),同時減去 GDP 錯誤地計為正面的防禦性和消耗性成本(犯罪、汙染、通勤、資源消耗)。不丹的 GNH 指數,由不丹 GNH 中心(https://www.gnhcentre.bt/)負責管理,走得更遠,將其確立為取代增長的國家憲法性目標:它將 9 個領域——心理福祉、健康、教育、時間利用、文化多樣性、治理、社群活力、生態多樣性和生活水平——中的 33 項指標彙總為一個基於"充分性"的單一分數,直接用於篩選政府政策提案。

數學原理

GPI = 個人消費支出
      + 非市場效益(家務勞動、志願服務、高等教育)
      − 防禦性與社會性成本(犯罪、汙染、通勤、家庭破裂)
      − 自然與社會資本的消耗(資源消耗、農田流失)

GNH 充分性分數,按領域計算:
  一個人在某一領域中,一旦在該領域各項指標上達到閾值,
  即被視為"充分"
  幸福指數 = (在 9 個領域中至少有 6 個達到充分標準的人口占比)
            + ("尚未幸福"少數群體的加權平均缺口)

實例演算

某地區,GPI 計算:個人消費為 500 億美元。加上估計的家務與志願勞動價值 120 億美元(按替代成本工資率計算——參見志願者時間價值)。減去估計的年度通勤擁堵成本(30 億美元)、犯罪成本(40 億美元)和長期資源消耗成本(60 億美元):

GPI = 50 + 12 − 3 − 4 − 6 = 49(十億美元)

如果當年 GDP 從 500 億美元增長到 550 億美元(+10%),但防禦性和消耗性成本的增速超過了消費,那麼即便 GDP 上升,GPI 也可能下降——這正是 GPI 研究者針對高收入經濟體自上世紀 70 年代左右起所提出的"閾值假說":當時增長持續攀升,而 GPI 卻停滯不前。

某公民,GNH 計算:一位受訪者在 9 個領域中的 7 個(健康、教育、生活水平、社群活力、文化多樣性、生態多樣性、時間利用)達到了充分性閾值,但在心理福祉和治理兩個領域未達標。因為 7 ≥ 6,他們在人頭統計中被計為"幸福";該指數還單獨跟蹤這兩項缺口的深度,因此一次勉強達標不會與一次舒適達標混為一談。

與軟體工程的關聯

  • 一個僅以吞吐量或支出為模型的關鍵績效指標儀表盤(GDP 模式),會系統性地遺漏產生該吞吐量過程中所造成的損害——將支援工單量視為"使用者參與度"而非"使用者困擾",正是軟體交付版本的"將一次漏油事件計為增長"。
  • GPI 式的核算方法,對任何一套公共部門關鍵績效指標而言都是一種有用的審計模式:對每一個頭條產出指標,都應追問它正在悄悄產生什麼防禦性成本(返工、事件回應、員工倦怠),並將其抵消掉,就像 GPI 將防禦性支出從消費中抵消掉一樣。
  • GNH 的領域充分性方法——按維度透過/不透過、再彙總——在結構上與多準則決策分析是同一種技術,值得在任何單一標量分數可能掩蓋某個關鍵失敗維度的場合重複使用。

常見陷阱

  • 將 GPI 當作一套精確的國民經濟核算體系。 與 GDP 不同,GPI 沒有單一的標準化方法論;不同研究對通勤成本、志願服務時間或資源消耗的加權方式各不相同,因此跨研究的 GPI 比較遠不如跨國家的 GDP 比較可靠。
  • 將 GNH 原封不動地移植到不同的政策文化中。 其領域權重和充分性閾值是透過不丹本國的協商過程確定的;照搬這個數位而不附帶其背後的協商過程,只會產出一個無人信任的空洞指標。
  • 假定 GDP 替代指標可以取代成本效益評估。 這些是診斷性的、面向整個經濟體的指標,而不是針對單一專案的決策工具;對單一專案的決策,應改用社會成本效益分析。

參考資料